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容易得癌症?

近十几年来,癌症有如邪恶精灵突然从潘多拉魔盒里窜出来,在人们身边肆虐开来。

 

“去年我们医院门诊量有70多万,我2008年来的时候才二三十万,每年近十万的增长,”全国肿瘤登记中心(以下简称“中心”)副主任代敏向本刊记者感叹,“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 

中心公布的《2015年肿瘤登记年报》显示,2011年中国新增癌症病例约337万例,相当于每分钟就有6个人得癌。按照惯例,2015年年报的数据是依据2000年到2011年的数据作出的趋势分析。而该中心向本刊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,2015年,全国癌症发病率为429.2万例,其中肺癌发病率为73.33万例,居首位。

 

“2000年以前,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传染病的事,慢性病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说得多起来”,代敏预计,未来一二十年,癌症发病率还会持续走高。

 

 

穷癌,富癌


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,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%,其他80%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。世卫组织认为,40%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。

 

中心的数字来自全国300多个肿瘤登记点。这些登记点分布在农村和城市,前者到县一级,后者到区一级,按照规范化流程和方式来收集肿瘤信息,能覆盖10%—20%的人口。

 

收集上来的数字在全球也位居高位。

 

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发布研究报告称,2012年,中国的发病个案几乎占了全球一半,高居首位,并预测2035年全球新癌症病例将增加近一半。

 

在代敏看来,全球癌症高发,和老龄化程度增长有关,中国显然未能幸免。

 

印度裔美国医生悉达多·穆克吉在《众病之王:癌症传》中指出,癌症之所以在历史上缺位,首先就是因为这是一种和年龄相关的疾病,其发生率呈指数性地随年龄增加。比如患乳腺癌的概率在30岁左右的妇女中是1/400;而70岁左右的妇女,每9人中就会有1人患乳腺癌。在古代社会,人们长期受到肺结核、霍乱、天花等疾病的威胁,往往还没得癌症,就死掉了。

 

癌症被科学家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病,是“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”,是“过度”的变态。它侵入组织,在敌对的环境下,建立领地,在某一器官中寻觅“庇护所”,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。它疯狂地求生存,寸土必争,还具有防御意识。如果说人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,那么,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。

 

在中国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癌症谱系也发生了变化。

 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中国还是以消化道癌症为主,即“穷癌”,2000年以后,开始向发达国家靠拢,肺癌、乳腺癌、结直肠癌上升较快。到现在,肺癌位列男性发病和死亡率第一位,女性发病首位则是乳腺癌,基本和全球保持一致。若按照城市和农村划分,在2015年总发病率上,城市比农村高出32万。

 

 

很显然,这一数字佐证了“癌症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关”的说法。“癌症相关因素在城市聚集比较多,比如胖的人多,生活压力大的人多,快速富起来的人多,且老龄化程度相对比较高”,代敏告诉本刊记者,但若从死亡率上比较,农村则高于城市。毕竟,肿瘤的有效化治疗、规范性治疗在农村还比较差。

 

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被公认为导致癌症高发的原因之一。

 

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,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%,其他80%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。世卫组织认为,40%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。在中国癌症主要危险因素归因危险比上看,病毒感染、吸烟、水果摄入偏少、饮酒、蔬菜摄入偏少、职业均榜上有名。比如吸烟,30%以上的肿瘤是吸烟引起的。具体到肺癌,百分之七八十和吸烟有关。

 

具体到癌症在各个省份的分布及种类,则还没有来自官方的权威数据。

 

“各个地区的标准不一样。比如北京做得好些,是全人口覆盖,但河北可能只有几个点的数据,这就不那么可比,”代敏说,要等到最新版的癌症地图出炉后,才可以清楚地进行比较,“要把各地数据调整到同一个水平去比,各个癌种的情况等等就很清楚了。源数据来自我们,但还需要中科院等机构配合,工作量非常大。”

 

 

环境致癌?

 

 

“环保部有环保数据,我们有疾病数据,但这两个部门的合作机制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。”

 

距北京43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夏垫镇二里半村,村民冯军为水污染一事奔走了十年整。

 

15年前,冯军承包了一个鱼塘。几乎与此同时,一家轧钢厂也建起来。该厂的污水排放管道距他家的水井只有三四十米。2006年,冯军的大女儿患上了急性白血病。次年6月,大女儿病逝。

 

冯军将其归因为轧钢厂排放含砷、锰的污水污染。此后十年,他不断上访、求助各种媒体,甚至挨家挨户进行调查,做了一张近十年因癌症致死的名单,有30多人。在他看来,这该称得上“癌症村”了。

 

近十几年来,“癌症村”三个字频频见诸媒体,亦有人总结出中国十大“癌症村”。

 

在民间,有关“环境是否致癌”的调查研究悄然展开着。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、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和她的团队曾用八年时间完成了《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》。

 

以淮河一级支流沙颍河流经河南沈丘县为例,2004年到2006年,研究人员发现,当地的儿童(恶性)肿瘤死亡率是188.81/10万,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120/10万左右。而在改革开放前,沈丘县却是个没有污染的典型农业县,肿瘤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 

杨功焕等人在每一个沿河流域调查点,除搜集当地居民的饮食、饮水、抽烟、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数据,还会找到周边远离河道,农田灌溉及饮用水不是来源于淮河水的地方作对照。等量的人,跟踪监测同样的指标。

 

同样以沈丘县为例,三年数据比较下来,在饮食、烟酒等习惯相当的两组人中,研究区消化道肿瘤(如食管癌、胃癌)患病率,相当于对照区的5倍。

 

杨功焕认为,这一比对使得水污染的致病因素明显浮出。

 

她的研究可以看做目前学术上对“癌症村”最权威的解释。甚至在环保部2013年2月份发布的《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》中,也首度承认了“癌症村”的存在。然而,在历年全国肿瘤登记年报中,始终未找到这一描述。

 

对于“癌症村”的说法,代敏显得格外谨慎。“我们一般比较回避。从现有数据看,癌症发病率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数据比较缺乏”,她给出的理由是,这需要大量数据支持,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,要想得到这种观点性结论,需要样本相当大,“所以我不敢妄议其中关联度有多大,但是又不能否认,因为危险因素上来讲,是有机制存在的。”

 

而大量前瞻性研究之所以难以开展,则由于环保部和卫生部一直没有建立起合作机制。

 

“据我们了解,这些数据的监测环保部都比较少,他们下属的一些部门数据又不一定都开放。他们有环保数据,我们有疾病数据,但这两个部门的合作机制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,”有相关人员对本刊指出,“我们只是看到在一个地方,病例聚集性出现了。但是否和环境污染有关系,这个不清楚。”

 

至于人们普遍关心的雾霾和癌症之间的关系,代敏明确认为,至少目前的肿瘤高发和雾霾无关,“肿瘤不是三五年长成的,尤其是肺癌,怎么也需要十年二十年。而北京的空气雾霾大概是从2008年以后才比较严重的,如果之后的五到十年,发病率一下子上去了,这个肯定和雾霾有关。”

 

 

死亡率有望降低?


肺癌筛查在美国帮助其降低了20%的死亡率。代敏曾经想过,美国的机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,但她很快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。

 

另一个摆在中国肿瘤研究人员眼前的难题是,癌症在中国的高死亡率。


 

2015年,全国癌症死亡病例数为281.4万例,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%。这其中有癌种的关系。在欧美国家,高发的癌症除肺癌外,还有甲状腺癌、膀胱癌、前列腺癌等,原本预后生存会比较好。而在中国,按照发病率排名,男性前五位为肺癌、胃癌、肝癌、食管癌、结直肠癌。女性为乳腺癌、肺癌、结直肠癌、胃癌和肝癌,预后情况很不乐观。

 

此外,代敏看来,是在原本严峻的情况下,没有做到早期发现和诊断。

 

“老百姓首先没这个意识,不认为肿瘤可以早发现。二是认为自己和肿瘤没关系,觉得是盲目宣传,提起来还挺晦气。三是缺乏整体机制,付费机制没有,服务机制也没有。所以等发现的时候,已经是中晚期了。”据代敏透露,在医科院肿瘤医院例年体检中,总能发现肿瘤病例,但因为发现及时,预后都比较好。

 

代敏在采访中提到她在美国的经历。美国的全科大夫会定期提醒你去做肿瘤筛查。因为一旦到了晚期,医保公司是要付费的。保险公司不允许你不做,政府也不允许。这样的筛查通常由专业医生来做,并且可以理所应当地向老板请假一天。

 

事实证明,早期筛查是有效果的。肺癌筛查在美国帮助其降低了20%的死亡率。在中国,食管和胃的筛查,同样可以降低30%—40%的发病率和死亡率。

 

代敏曾经想过,美国的机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,但她很快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。

 

“它所有的调控都是保险公司调控。刚才说的筛查,全是医保在支撑。你去不去参加筛查是全科大夫或者妇科大夫的服务内容,这对医务人员来讲,是他们工作量和信誉的评估。医务人员不会去开额外的单子,因为这部分由保险公司来评估。保险公司参照的是每年都要出的国家规范化诊疗指南。符合指南的能报销,不符合的不能报。而哪个大夫开的单子有问题,又要影响他的信誉。”代敏解释道,中国的医保体系尚不完善,无法支持如此复杂的工作。

 

不过,除了以上看似悲观的情况外,也有让人稍为宽慰的趋势。

 

“我们预测,随着老百姓健康意识的提高,政府开始推的一些筛查项目,以及医学发展和对医务人员不断培训,未来癌症发病率继续升高的同时,死亡率会减少”,代敏说,这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——这部分人活着,但丧失了劳动能力。

 

这一可预见的未来让人想起著名电影导演路易斯·布努埃尔(LuisBunuel)的话,“更可怕的死亡是那种依赖于现代医学苦苦维持的生命,那种永不结束的慢慢的苟延残喘。以希波克拉底的名义,医生们创造了一种对于人类来说最为精致优雅的折磨:存活”。

 

 

生存还是毁灭

 

正版药吃不起,就吃印版药。连印版药也吃不起,只能选择原料药。还有一些什么药都吃不起的人,四处找偏方,蟾蜍、蜈蚣,什么都吃,也因此发生过中毒现象。

 

生存还是毁灭,也成了摆在许多癌症晚期患者面前的选择题。

 

“你们知道吗?我连自杀的工具都准备好了,父母每天抱着我让我为他们坚持,其实我也是怕死的,只是觉得疼痛和现在活得太不像个人了”,一个近500人的癌友群里,新入群的小贝连发了几段话。

 

小贝还不到30岁,浙江人。2013年3月底,因一场意外的小车祸去拍腿部X光片。拍片时,她撒娇卖萌地求拍片大夫顺便拍下肺。结果出来后,她被要求复查,小贝没当回事。4月1日,她一个人跑去做了CT,抽了血,这才得知命运和她开了一个大大的愚人节“玩笑”。

 

“医生和我父母说已经是晚期,做不了手术,可能只有半年时间”,小贝说,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中期,而且是个很奇怪的类型,肠型腺癌。所有传统治疗无效。小贝的父母给她用尽了所有医生说的最好的药,由于是进口药,全部自费。原本退休的母亲又重新工作赚钱。

 

该癌友群群主“温柔姐”向本刊记者解释,在这个群体中,有钱人的选择更多。比如去国外就医或参加国外临床,用上国内没有上市的药。而普通家庭在病情的瓶颈期,可选择范围就比较小,风险也会更大。正版药吃不起,就吃印版药(印度仿制药)。有些患者连印版药也吃不起,只能选择原料药,这就有遇到假药的风险。还有一些什么药都吃不起的人,四处找偏方,蟾蜍、蜈蚣,什么都吃,也因此发生过中毒现象。“所以我们只能提醒自己,不要病急乱投医,要冷静再冷静。但有时即使提醒了,可能也没用,因为一些忽悠太诱惑想活命的人了,”“温柔姐”说,魏则西事情曝光前一天,群里还有人在问他所做的这种疗法,因为挂牌的都是三甲医院,“其实大家都挺感谢魏则西,如果不是他的事件曝光,可能还有更多病友前赴后继做这样的事。”

 

尽管已经花掉了几百万,欠了一屁股债,小贝的病还是很快转移到了脑部、支气管和卵巢。而今,家里打算卖掉唯一的房子,到香港给她买目前最好的免疫治疗药,一支3-4万。

 

癌友群里也不乏一些让人振奋的案例,有人患淋巴癌十年,脑部做了7次伽马刀手术,依然很好地活着;亦有人在身患癌症的同时爬山、骑行、跑马拉松,用各自的方式坚持着。“我们的初衷是什么?是活啊!是活下去啊!”群主“温柔姐”疾呼。她说自己建群的目的,是要结伴同行,让彼此资源共享,彼此慰藉及分析现状,而不是要让对方成为自己,按照自己的路去走,“选择怎样的路,则交给对方。各人自己的命自己用手心拽着”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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